前言：
最近我们社会突然兴起，把这本“和谐书“，《连环扣》吵到热乎乎的。有人甚至威胁说要示威抗议这本书被运用于学校教育里。哇！到底这本《连环扣》（Interlok）有什么魅力让大家都为它而疯狂呢？到底里面谈的“用词不当”和“族群紧张”是不是这本书的重点呢（还是假议题）？在这课题里，笔者找到了一篇不错的文章。
在此，就让我们先抛弃我们的有色眼光，让我们理性，重新地看这本书的真正价值在那里，这本书所缺乏的是什么，这本书所带出的东西是否符合“真，善，美”呢。谢谢。
*红字为作者的个人注解。
http://merdekareview.com/news/n/16481.html（我的国家MALAYSIAS/庄华兴专栏】马来西亚各族老百姓在308政治海啸之后，似乎突然从文学文章获得莫大的启示，并对作家文人突然表示兴趣，仿佛深信文学与作家可以引领改革风潮，乃至有动摇国本的能耐。
先 有国家文学桂冠沙末赛益（A Samad Said）被推举为废除英语教数理联盟顾问。在这项行动中，沙末伯的文学桂冠身份被其追随者推至极致，以为该运动塑立更崇高的正当性，并起着精神 领导的作用。其实，知情者都晓得，幕后使力最大者是该联盟主席、语文局前总监哈山阿末（Hassan Ahmad）和一众以非政府组织姿态出现的马来语文工作者，如大学教授和某些“党内人士”。
沙末伯事后接受媒体访问时半打趣半认真地透露：“我现在才明白，原来争取母语权益是需要经历如此激烈的推挤与碰撞的。”他指的是镇暴队向群众发射化学水炮后引起的混乱与暴力场面。
笔 者提出这个问题，是对社会赋予文学家如此崇高的期望深感兴趣。这种动作究竟是反映了社会对名位身份的绝对尊崇，抑或揭示社会对文学家发挥行动能力的殷切期 盼？我以为两者都有，惟对传统中背叛观念（konsep derhaka）甚为戒惧的马来群众(西立按：我觉得，华兴的看法正好也可运用在一部分迷信“大牌”的社会。)而言，对前者的把持似乎比其他族群更为凸显，有时近乎不可挑战的地步。晚近民联与雪州政府对雪州皇室秘书发出指示的失 措举动是最好的说明。
文学讽喻政治
文学和政治的关系更出现在文学作品中，并往往把政治人 物作为嘲讽的对象，尤其是小说。这在马来文学界并不陌生，而且行之有年，已渐成传统。信手拈来有哈山伊布拉欣（Hassan Ibrahim）的《福鼠》（Tikus Rahmat），后来小说家、前理大教授兼回教党前国会议员沙侬阿末（Shahnon Ahmad）集其大成，进一步把它发挥得淋漓尽致。这类写作名之为政治小说也好，或称为政治寓言（political satire）也罢，始终不脱离政治这个范畴。
早 在上世纪80年代，前首相（西立按：此“前首相”为敦马哈迪医生）只手遮天的行径（如修宪削减皇权，进而引发司法危机等等）引起了马来文化界的强烈反弹。1988年，马来作家Yahya Ismail在《文学月刊》发表小说〈猴王〉（Maharaja Beruk）影射国家领导人，虽带动该期杂志销量大增，却也让主编面对来自高层的压力。1993年，复有沙侬阿末发表在同一刊物之小说Piem（谐音 PM，即马来语首相“Perdana Menteri”的简写，1999年收入《至高无上的》短篇小说集），对领导人极尽批判嘲讽，后来“黑手”（西立按：黑道吗？还是指的是恶法？我比较相信后者的介入）介入，主编被令调职。
此 后，沙侬阿末把Piem进行扩写，1999年推出长篇《屎》（Shit）（又名PukiMak、PM），引起轰动。他以近似自然主义笔法，着意描写领导人 贪赃枉法的恶行如大肠中蠢蠢翻滚蠕动的粪屎，等待时机被一举推出体外。沙侬阿末把喷发粪屎的肛门称作“神圣之门”（lobang keramat），似有意映衬此前一年爆发的烈火莫熄运动，或可视为向群众力量致敬。读者对《屎》一书的热烈反应并不出奇，一时洛阳纸贵，黑市随之也来分 一杯羹，却也让盗印商发了一笔小财。
2008年10月12日，政坛再度被文人“搅局”，这回是因一位冒牌小说家查米瓦利亚（Chamil Wariya）在马来前锋报星期刊文学版发表《J阁下的新政治》（Politik Baru YB J）肇开事端。因小说内容涉嫌影射某政治人物（西立按：没记错，映射的是YB Teresa Kok），故提出告诉。作者原为退休媒体人，曾在马来前锋报报系和国营电视台任高职。
他看准时机执笔写 小说，其动机固然可疑，但文学作品终究有自身一套规范，好坏或影响由评论家、学界，乃至市场（包括包装、营销策略、读者反应等等）来决定，政治人物何需强 作解人（或对号入座），更无需动辄举起法律大棒或道德大旗。在马来西亚，作家、文人最大的隐忧不在言论空间有多大松绑，而在于松绑之后不知怎么说话。这是 长期在言论高度钳制、压抑下而练就自我设限、自我审查（自宫？）的后遗症（乱放厥词也是此后遗症另一症状）。
马华文学未直面现实
看 看马华文学，有多少作家敢直面现实，碰触被视为敏感的政治与社会议题。独立迄今，国内发生不少重大历史事件，族群关系、族群权益等往往就在这些大叙事进程 中发生转折和断裂。但在马华文库中，这些文本往往最为贫乏，因此，不免令人纳闷：作家们究竟在思考什么？终极关怀又是什么？
最近十年，年轻 作家虽尝试碰触某些政治敏感地带（如贺淑芳〈别再提起〉），但这毕竟是少数，因此无法看到具体的效应。发生这种现象，主要是思考能力和知识储备不足，自然无法准确掌握问题之本质。（西立按：或许和华社里面“政治很黑暗，不要碰！”/“敏感的话题不要说，要明哲保身”的冷漠感有关吧！当大家都提倡对这些地带所谓的“如如不动”时，大家也因为如此而没去真正了解争相，好好研究它，进而提出有力的看法。）因而，在抵抗书写背后，完全缺乏一套深广有力的论述，抵抗仅仅流为一种苍白的姿态；有些作者则转而走向文字与意境纯美的追求（西立按：既然不动所谓的“敏感地带”，就来个“风花雪月”吧！）。
这些作者或许不认为写作动机有其必要性，这当然是个人的写作自由，无人可以置啄，惟一旦置于文学史视野中，就必须遵循文学史规范的检核。可以肯定的，现当代马来文学显然比马华作品更贴近社会脉络（西立按：西立个人认为一个好文学不是把形容词用到有天没有地的文学作品，而是非常生活化，走入民间，能让民间有共鸣，并且有启发的作品。）
政治正确压倒文学批评
文学创作既能成为作者驱遣个人意志的媒介，当然也可以成为政治人物消费群众智商的筹码。最近有关马来文学桂冠阿都拉胡赛因（Abdullah Hussein）长篇《连环扣》（Interlok）的争论便是一个最好的例子。
根 据报道，首相署副部长兼公共投诉局主席慕鲁基亚在与国家语文出版局会面后，抗议把该小说列为明年中五马来文学科教本，并语带威胁指如不撤回，一旦引起公众 焚书，乃咎由自取。紧接着马来西亚印裔组织联合会两位领袖警告教育部若不撤回该书，将号召在布城教育部召集千人大示威，或在下月30日举行的丁能州选区补 选中安插独立议员人选。
这班人的怒吼，让我想起兴权会雷霆万钧的声势，然这一回的策略显然更为高明。其出师之名指该书作者恶意把初抵马来亚 的印裔劳工指为来自种姓制度底层的贱民（pariah），无限上纲为有意羞辱本邦所有印度人（西立按：有这么厉害吗？恐怕这论调和“因为被一些人伤害”，就无限上纲地说成是整个社会都是如此。）。此外，副部长也对书中指马来人愚蠢、懒惰而深感忧虑，恐引起 族群紧张。（西立按：紧张什么？行就是行！缺点就是缺点！还谈民族主义？况且如果演变成族群紧张，这不是证明族群关系超级没有安全感？）
显然，这是国大党一石二鸟之计，一方面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另一方面，从发声的国大党内阁领袖及其外围组织看，可以说这是国大党 新领导层趁大选前向纳吉施压以争取政治筹码的路由器（router）。可怜阿都拉胡赛因的“和谐小说”（马大媒体研究系高级讲师Mohamed Saleeh Rahamad已表明该作品成功再现团结和族群合作之主题）成为箭靶，雨打芭蕉，和谐不成反成河蟹。
自事件发生以来，除了媒 体的持续报道，马来部落客的反应亦不遑多让，全国马来作家协会（Persatuan Penulis Nasional，简称PENA）主席扎基尔（S.M Zakir）更宣称将以牙还牙，号召会员上街游行，亲民联的人民艺术工作者轴心组织（Seniman Paksi Rakyat）亦发言相挺。
这 些争论，一般都围绕在小说的种族性措辞和再现真实之间进行拉扯，文学教育与审美教育反而被忽略了。易言之，我们究竟要怎样的文学教育？这和我们的专家、决 策者对文学教育、审美教育的认知有莫大的关系。倘政治正确地让主题先行，这和公民、道德、宗教课程又有何差异？在这场借媒体交集的论争中，始终未见有人针 对作品的美学价值进行讨论。
《连环扣》思想肤浅
我的看法是，《连环扣》并非什么了不得的作品。
从 结构看，《连环扣》分四章，第一章记叙穆沙伯一家三口如何向高佬华人借贷而最终不得不把土地典当，临终前隐瞒真相并嘱咐儿子迁往他处；第二章写华人家庭金 老六和锦发父子俩过番辗转讨生活的故事；第三章叙述马念从印度到马来亚当苦力的经过与恩怨情仇；第四章设计了一个大团圆格局，描述华巫印三个家庭在日侵时 期如何互相帮助，渡过难关，日军撤退后，三族又联手抗击马共，取得独立。
情节与结构刻板、了无新意不必说，最要命的是思想的肤浅与政治正确之倾向性。撇开主题思想不谈，《连环扣》之拖泥带水甚至不如阿烈纳瓦迪（Arena Wati）简洁清朗，态度坦诚的短篇——〈我儿与圣母颂〉（Anak-Anakku dan Ave Maria）。
卢 卡奇（Georg Lukacs）在《小说理论》一书中表达了人与社会关系的信念，他认为人与社会的和谐奠基于一切存在的总体性（西立按：简单来说，一个时代将会影响人和那社会的互动）。以这个观点看《连环扣》，作品中的时代背景 与总体环境显然并不和谐（西立按：注1）其时殖民主义者推行分而治之政策，日军则以帝国主义姿态君临南洋，然作者却有意无意淡化它们往后在族群问题上所应承担的责任（西立按：我推测作者没谈及这时代后的族群关系的互动，却一厢情愿地刻出“satu malaysia”的情景吧）。
假造和谐背叛小说伦理
独立后以巫统为骨干的联盟政府进一步把马来（西）亚导向极右民族主义的深渊，为往后的族群关系埋下了悲剧的种子。《连环扣》中，作者并没有直面这段历史，更遑论进行反思。我们看到的是，阿都拉胡赛因主观地勾勒华巫印三大族群互相合作、和睦共处的假象。
独 立迄今，马来西亚并未经历一个如卢卡奇所说的“史诗的年代”。从整体性（totality）角度看，我们必须承认，马来西亚人至今仍处于“人与外部世界不 和谐”的无家状态。“不和谐”与“无家”之感于阿都拉胡赛因却错误地以“史诗精神”进行诠释，显然，这是对小说形式产生的缘由的背叛。
作者非但没有负起小说家的职责，提出一套让读者信服的信念，却一味要读者相信美好、和谐与团结。事件爆发以后，马来评论界众口一词把《连环扣》形容为马来西亚民族融合史的典范写作（西立按： 典型的“一定要三大民族手牵手，一起走，一起one malaysia”。我没说着不是融合的表现，可是这真的代表了融合吗？我们忽略了关系，心灵，文化上的互动，造成至今民族关系处于不融合的情况。）我则以为作者刻意回避现实，转而向非本质、非典型的面向大作文章，说明作者并无法超越样板。
由此观之，小说家不仅背叛了小说伦理，更背叛了普世道德伦理。作为全国莘莘学子必读的文学读本，其危害终须从文学教育角度审视，而非其他。
注1：当时华裔对日军的到来是出奇来得抗拒是因为当时日军侵略中国，造成华裔民族造成对日军特别抗拒。在马来同胞及印裔同胞则对日军有了日军能去除“红毛人”殖民的期望。这也造成里面的抗拒性没来得华裔这么强烈。在这前提下，加上殖民时期的分化而治所种下的“种族关系紧张”之下，说要合作就合作未免也太过于不符合当时的时代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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